大膽解剖身世
Kolas Yotaka：擁抱自己的天賦禮物
採訪撰文｜莊豐嘉
攝影｜魏瑨筠
前言
「我一直深信，多元的認同，會讓台灣在世界上脫穎而出。」Kolas Yotaka說。她回憶，每次出國，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你來自哪裡？」當她回答「台灣」時，對方往往脫口而出：「喔，我以為你們都是『Chinese』？」她總會微笑糾正：「No, I’m indigenous Taiwanese.」然而，這個回答反而常讓對方更加困惑。
「這種困惑本身，就是台灣多元性的寫照。台灣的人民組成本身就是一份『Gift』——既是禮物，也是天賦。」───Kolas Yo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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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豐嘉（以下簡稱「莊」）：在離開政界之後，妳到美國進修回來，經過這陣子的沉潛，為什麼會想要寫這樣的一本書，而且取名為《禮物》？
KolasYotaka（以下簡稱「Kolas」）：我很早之前就想寫一本跟「認同」有關的書，但《禮物》這個書名，是在過程中逐漸浮現的方向。我想藉此傳達：只要台灣人能先認同自己，世界也會以此接受台灣。更精確地說，台灣人本身的多元性，就是給世界的禮物。
莊：作為標誌鮮明的原住民女性從政人士，可以從妳小時候的生活環境談起嗎？當初是因為你爸爸工作關係，跟著從東部到西部生活？
Kolas：是的，我爸爸當年為了求學到西部去。受過教育後，他的工作不是農民、漁民或板模工等等，而是工程師，都在與日本人相關的企業裡。但我們家並不特別有錢，不管做什麼工，我們經常回花蓮，就像做板模工的人、做遠洋漁船的人經常回去一樣，因為家人在那裡，豐年祭在那裡，掃墓在那裡，婚喪喜慶也在那裡。我們從來沒有拔掉那個根。所以若要說我的生活是如何，我會說自己和東部的連結極為緊密。即使在西部時，移民西部的原住民也都會聚在一起。然而，都市裡的原住民越長大，越會覺得我們跟別人不同。
例如，阿美族在婚喪喜慶過後，有一個儀式叫做「Pakelang」，不論是喜事或喪事都要進行這項儀式。也就是說，結婚時，大家來幫你完成婚禮，屋主就會在婚禮結束後煮魚請客。因為我們是海洋民族、居住在秀姑巒溪旁的民族，我們會煮大鍋魚來感謝大家的幫忙，也自然會飲酒談笑聊天，這是一份感謝的心。喪禮之後，也要「Pakelang」。我祖父在台中過世後，我父母為了答謝遠從花蓮趕來參加告別式的親友，也會「Pakelang」。然而在河洛人的村落「Pakelang」，外人看到就會覺得怪。他們難免會想：前兩天早上不是還在哀悼「忌中」嗎？怎麼下午一出殯之後，就很歡樂在唱歌？那種指點與口氣，我印象還很深刻。
那時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可以明顯分辨出文化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在鄉下時反而不會感覺到，因為大家都Pakelang，做同樣的事，但在都市就會很有感覺。所以我們家住在西部，但經常去東部，或東部的親友也常來西部找我們。這時候，原汁原味的原住民面目就會顯露無遺，可能會讓別人受不了（笑）。
多元社會的未來：認同與國界的分野
莊：談到多元認同，書中你提出一個主張，即認同和國界可以分開看待？
Kolas：認同跟國界本來就不同。最常見的例子是，美國人不會說自己是英國的一部分；墨西哥或祕魯人，也不會說自己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即使有相同的語言、文化、飲食習慣，甚至歷經世代的混血與通婚，認同仍是認同，國家仍是國家，兩者不可混淆。新加坡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即使七成人口是華人，他們也早已確立國家認同。為什麼台灣無法像新加坡一樣強悍？我們明明在面積、國力上並不遜色，卻在認同上如此軟弱。中國也長期以「語言、文字、飲食」來綁定認同，甚至習近平常以「講中國話、吃中國菜」來論證「大家都是中國人」。這樣的話術，不免讓人聯想到俄羅斯以「同樣說斯拉夫語」為理由入侵烏克蘭的邏輯。
在台灣，新移民與他們的後代人口已經超過原住民族，他們在文化上保有來自越南、東南亞的認同，同時是台灣公民。這也提醒我們，台灣要進步，就必須接受這樣的多元，升級我們對自我的理解並跟上時代。在台灣，就像我們家，有部分日本血統，長輩看到日本的一切也會感到親切；台灣還有更大一群人，是清帝國時期移民的後代；還有一群則是1945年後，隨蔣介石來台的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第三代，他們對中國的一切也感到親近性。這些都很自然，而台灣這塊土地自然而然可以包容所有這些。
我可以很自然地對日本有親近性，你也可以對中國有親近性，但不需要互相攻擊，因為這是屬於文化認同、飲食認同，尤其是語言的認同。但總歸而言，不論我們的認同可以飛多遠，法律上我們就是這個國界裡的國民。
馬英九說他是炎黃子孫，那只能代表他自己，只要他不說他代表我，我就不需要表態反對。當他說他是炎黃子孫的時候，ok啊，他要去拜黃帝就去，那是他的認同，不是我的。但是國界在那裡，海峽中線也在那裡，這是很清楚的國家界線。我覺得這兩件事不能混淆。
鄭成功事件：殖民陰影下的反思
莊：你在書中引用弗朗茲·法農（Franz Omar Fanon）的經驗，這位在法國殖民體制下求生的黑人精神科醫師，曾同時治療法國人與阿爾及利亞人，最終體悟到，唯有當殖民結構被瓦解，阿爾及利亞人的人格才會完整。
Kolas：因為我深有同感！作為原住民、作為台灣人，我深刻理解被殖民帶來的認同矛盾。台灣人長期在「誰才是真正的中國」的幻想中掙扎，導致認同混淆。有時自稱台灣人，有時又退回「『中華民國人』也是中國人」的框架。我們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其實一直不敢勇敢地說。
莊：這樣的思考，可以用來解釋你為何在立委任內，曾經嘗試挑戰國家祭祀鄭成功的事件？
Kolas：這一仗真的是非常慘烈，說是一場戰爭也不為過（苦笑）。中央祭祀鄭成功曾經中斷兩年，可惜後來虎頭蛇尾，整件事情很快被遺忘，政府又重複持續以國家的資源祭拜鄭成功。我書裡面有寫到，我不是反對鄭成功，我覺得由鄭氏家族去祭拜即可，就像台灣有很多宗親會一樣。很多人不知道，長久以來我們的政府會舉行遙祭儀式的三個主要人物，除了要拜鄭成功之外，還要拜黃帝和蒙古人的英雄成吉思汗。是不是讓人覺得啼笑皆非？
莊：還有成吉思汗？好離譜！
Kolas：而且是行政院院會通過要祭拜鄭成功，這已經是非常遙遠的記憶。
回到你剛剛的問題，我們到底想要擺脫的是什麼？顯然我們好像還有一個框架被套在身上，都還沒有擺脫。要求中樞停止祭拜鄭成功這件事情，我就是要挑戰大家。一個鄭成功，不同的國家竟然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有關認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日本人就很讚賞，說他是「東寧王」。而清國在鄭成功過世後，還要把他的遺骸從台灣挖回去福建南安，現在中國就說他是中國的「民族英雄」。至於台灣，也搶著要去解讀他，而解讀的方式又有兩種，非常奇特。台派說，看吧，我們台灣400年史，從鄭成功開台以來，印證了我們移民建設台灣的開始，是台灣400年歷史的起源。而台灣統派呢？則是解讀說鄭成功政權是從中國而來，所以我們必須要祭拜鄭成功，去緬懷他當時反清、復明，帶兵打回中國的壯舉，對統派來說鄭成功就成了台灣與中國連結的象徵。
但大家好像都不看歷史。鄭成功在日本出生，由日本母親養大，真正來到台灣的時間才一年出頭，就去世。而這一位只來台灣一年多的人，在日本成長到7歲，卻因為政治的鬥爭，之後被父親帶到福建跟著明國打清國。他自己的認同究竟為何？他至少不會認為自己是清國人吧！如今，只因為鄭成功在台灣住過1年2個月，你就說他是「台灣人」？我們該如何解讀他？
我一點也不仇視鄭成功，而是為鄭成功感到憐惜，我認為他猶如一具幽靈，被很多人利用，連台灣人可能也用自以爲的角度誤會了鄭成功內心真正的認同。我想，我們如果可以解開這個謎團的話，或許以後中樞就不需要再祭拜鄭成功，甚至有可能讓大家的思考更輕盈？唯有正視歷史，台灣人才可能擺脫不必要的包袱。這是我當時推動「中樞停止祭拜鄭成功」的想法。你可想而知，我飽受攻擊。
身份、文化與天花板：Kolas的從政體驗
莊：這樣的生活環境，乃至政治環境，你覺得漢人怎麼看你？
Kolas：大部分時候無感，不會覺得別人用異樣眼光看我，但有時無意中的言詞，又會很明顯。比如，有人會在聊天中突然脫口說出：「你哪會這麼番！」我國小一年級後才聽過台語，也是後來才知道這句話具有貶義，這讓我大吃一驚。我也經常被同學問：「去你們家要辦入山證嗎？」「你們還會殺人頭嗎？」，我當時以為同學只是跟我開完笑。到了大學時，我交了一位男朋友，媽媽第一個反應不是問對方叫什麼名字、是哪裡人、讀什麼科系，而是語重心長地問：「他爸媽知道你是山地人嗎？」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是「山地人」，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進入職場後，我才真正體會到，為什麼原住民身份會遇到玻璃天花板。很多人問我的學歷，都以為我的碩士論文一定是寫和原住民相關的議題，但其實，我研究的是企業管理與組織行為。有些人甚至帶著道德口吻提醒我，暗示某些工作不適合我。這種族群的限制，再加上我是女性，形成了性別與族群的雙重束縛。
莊：聽說你因此拒絕過兩次擔任原民會主委的機會？這可以說是過往原住民從政者政治生涯裡面最高的位置，為什麼？
Kolas：我曾經擔任桃園市原民局的局長，後來進入立法院，成為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民進黨提名我當不分區立委，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我是媒體人，二是因為我剛好是原住民，又是女性，因此可以被填入很多挑選不分區立委必須填入的空格。
作為立法委員，我沒有忘記原民的議題。但我對外交議題非常熱衷，因此進入立法院後，就開始將目標聚焦於原民議題和外交議題結合，在國會裡成立了跨國的太平洋地區國會議員友好聯誼會，擔任會長。當時，我與馬紹爾、吐瓦魯、帛琉、法國大溪地、斐濟，太平洋地區的紐西蘭、澳洲等這些國家的國會議員都有密切互動。
當時我開始思考，想跳脫只能從事跟原民有關議題的框框，因為原民不應該有框框，我的任務是替原民突破這些框框。因此，當有人邀約我接任原民會主委時，我選擇婉拒。
我自認對原民的政治、行政議題、預算相當熟稔，但我同時也告訴後輩，原民不是只能有這一條路。在我之前的原民前輩、政治前輩幾乎就是這一條路，很predictable，反正你一路走，就是原民立委、原民會主委，如果幸運，可能成為原民代表的監察委員或考試委員。因為在這些機關裡，就是需要一個原住民的代表作為尊重多元進步的象徵。
但我認為，有機會往上進階的人，就要勇於突破，突破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的民族的未來發展，不然你坐這個位置幹嘛？難道只為了那幾年有固定的薪水可以領？對我而言，把政治工作當成領薪水的工作，意義真的不大。
莊：所以你努力突破天花板？
Kolas：對，我自願成為那樣的一個人。當時，我就對想給我機會擔任原民會主委的長官說，或許我可以有其他的選擇。對方可能會覺得失望或感到不解，但最後，也尊重我的選擇。
改變世界：記者？或從政？
談到政治歷練，Kolas說：「當記者時，我想改變世界，但速度太慢。看到身邊族人的生活並未因報導而改善，我決定從政。因為擁有行政權和預算權，能更快速地改善人民生活。但現在社群媒體發聲管道多，我認為所謂的政治，不是只有坐在官位上才能從政。我認為每一個為公共利益發聲的人，無論是媒體、政論家、Podcaster，或民間倡議者，都在參與政治，因為我們都在努力吸引掌握實權者的注意，希望他們能聽見我們的聲音。」
莊：在你離開政府職位之後，去美國進修，可以談一下，你進修這個過程的收穫是什麼？
Kolas：我覺得我眼睛真的開了！我眼睛真的打開三倍，像漫畫裡少女的眼睛那樣（笑）。我參加的是哈佛甘迺迪學院的主管學程。哈佛的甘迺迪學院有碩士班、博士班，也有Executive Education主管專班，專門給已有從政經驗的人就讀的課程。講師都會跟我們說，來教這種專班，他們的成就感更高。相比之下，若去碩士班或博士班，10個學生裡可能只有一個從政。但在這裡，如果現場有80個學生，80個人走出教室後，都可能被他的這一場授課影響。很多講師並非大學專職教授，而是前外交官、前國防部長、前國土安全局長，或現任政治評論員與智庫研究員等前後任政府官員，因此他們非常樂於與我們互動。他們喜歡我們提問、喜歡被挑戰，教學相長。
對我來說，擔任記者15年、從政10年後，進入那樣的環境，是非常享受的。所以，我的「打開眼睛」是指，我們在台灣，尤其寫台灣新聞，面對台灣政治時，都是從台灣看我們自己。然而走出去，才會知道原來他們是這樣看我們的。我的同學大約有一半以上是美國官員，另外一半來自歐盟、亞洲以及非洲等地，對於相同的議題，例如國家安全、台海安全、經濟、AI等問題，你會聽到完全不同的觀點。
你才會發現，從台灣看台灣，跟從世界看台灣，是多麼不同。過去這一年裡，我對許多事的看法和角度，都有非常劇烈的改變，我非常享受自己的這種成長。
非常非常危險！台灣人看不到的處境
莊：當你的視野打開之後，你又是怎麼看待台灣目前的處境？
Kolas：我覺得現階段的台灣非常艱困，而且危險，非常危險。然而最危險的是，當外界看到台灣的危險，台灣人自己卻看不到自己的危險。
例如習近平九三閱兵，好巧不巧我看到了一篇報導，《CNN》竟然跟我有同感。《CNN》對台灣媒體及社群對習近平閱兵的討論度不大，感到很意外。你若注意台灣的媒體，會發現它很執著於追打我們內部的政治，就連九三閱兵這樣的新聞，只聚焦例如國民黨有誰去參加中共的九三閱兵、中共會不會打過來、美國會不會出兵？整個討論好像就僅限於此。然而對於習近平跟誰握手，以及他秀肌肉所展示的武力已經進展到什麼程度，中共為什麼要盛大舉辦閱兵？川普為什麼選擇在社群裡刻意回應中共？這整個過程，台灣人多數似乎看不見。
我深切體會到，從外面看台灣，看得更加全面。整個亞洲局勢的變化，在俄烏戰爭之後，以及歐洲和俄羅斯、美國跟俄羅斯接近決裂的情況，對台灣帶來的威脅，已經不是四十年前，或是解嚴前那樣；台灣也不再只需要是圍繞統獨問題進行內部辯論而已。同時，我們還面臨了許多能源問題，以及關稅帶給我們經濟的衝擊。整體來說，我覺得台灣處在一個非常艱困的環境，這是我會很想要給台灣各種建議的原因。
莊：最後，回到我們這本書的主題：《禮物》，這樣的一個禮物，不只是對你個人，而是對台灣來說，因為我們是多元的國家，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承接這樣的禮物？
Kolas：這一個禮物，就是台灣多元的認同。我們一定要去擁抱它，對不對？而且要大聲地說出來。「台灣多元認同」這個禮物，它不只是一個禮物，也是台灣人與生俱來的天賦。需要我們去把它拆開，去接受，去慶祝、去擁抱。
這是我們可以說的話，也是台灣人獨特擁有的認同。再也沒有其他國家有我們這樣的經驗。我覺得國家就像一個人，如果一直不去看自己真實的面貌，只是去滿足別人眼中的自己，比如中國眼中的台灣，或美國眼中的台灣，其實你也會活得很辛苦。所以，你就是要做一個你想要做的自己。而想要做自己，首先必須認識自己。台灣有那麼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困境和限制，必須打開它、擁抱它、面對它。我也認為，光是有面對自己的能力和勇氣，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