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流中逆行——向陽
談台灣、文學與文化實踐
採訪撰文|郭瀅瀅
攝影|郭潔渝
前言
「我活到現在,真正讓我覺得比較可靠的,還是我的一顆心。這顆心裡有我相信的理念,有我認定的價值。也因為這些理念與價值,才可以繼續活下去,也可以為它繼續努力。」
從詩人、作家、媒體人、政治評論家到學者,向陽在文學、新聞與學術之間經歷多重身分的轉換,然而他將這些用以辨識一個人的外在「符碼」比喻為一件件衣服——它們在現實社會中有其作用,卻不是一個人的本體或生命本身。於是問起褪去這些外在身分後,一個人最終何以安頓自身?向陽認為仍是這顆相信著理念與價值的「心」。
向陽十三歲就立志成為詩人,然而此後的文學道路選擇,也走出和多數人不同的方向。大學就讀日文系時,他接觸了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在閱讀中逐漸改變黨國教育形塑的史觀,也促使台灣意識的形成。當母語寫作被置於文壇邊陲,他選擇逆著主流以台語寫詩;當現代詩已有既定的框架與美學取向,他則從古典詩的格律中尋找融入現代詩的新形式,開創獨具一格的「十行詩」:
「既然要跟別人不同,我就要跟當時的潮流對抗。你走超現實主義,我就走寫實主義;你推行國語政策,我就用台語;你認為詩跟歌不能合在一起,我就用新的格律,創造一種詩與歌可以重新結合的形式。這就是我的叛逆。」
在向陽的生命歷程中,處處可見在限制中極力跨越、在既有秩序之外另闢道路的性格。擔任黨外媒體《自立晚報》副刊主編時,面對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與《聯合報》副刊所代表的主流文學與文化價值,他另訂「本土、現實、生活」的方向,刊登當時難以進入主流視野,具本土意識的台灣作家、台語書寫與觸及敏感歷史題材的作品,讓被壓制的語言與歷史經驗,有機會被留下,也走到讀者面前。
從副刊的編選方向到個人的創作選擇,向陽始終以文學介入時代現實,並將寫作視為「最微薄的社會實踐」,他提到,相較於那些直接投入民主與社會行動、承擔更多的人,「我付出的還太微薄。然而我透過詩去寫台灣,可以表達我心中的某些理想。這跟黨外運動相似。他們對抗的是一個大的政治體制,而我所對抗的是一個比較小的體制——文學體制」。
當社會實踐的場域向新聞媒體延伸,向陽也由此走出文學的疆界,將對現實的關切帶入更廣闊的公共領域。從未受過新聞科班訓練的向陽,從《自立晚報》副刊主編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開始領導新聞部門;1987年解嚴、報禁解除後,又轉任《自立早報》總編輯、自立報系總主筆,並兼任《自立週報》海外版總編輯。從文學副刊到新聞編務、政治評論及選舉文宣,向陽在自立報系的工作不斷擴展,其後更進入政治大學新聞研所取得博士,將多年累積的媒體實務經驗帶入學術之中。在不同身分的轉換背後,是不自我設限並能順應生命際遇,在一次次變化中走出自身道路的生命韌性。
而年輕時就已萌生的台灣意識,以及對台灣文化主體性的關切,始終貫穿向陽的創作。從被他視為「一生的懸念,也是一生的志業」的台語詩集《土地的歌》,到思考如何讓台灣在世界中被看見的《四季》,以及任職《自立晚報》期間,映照當時台灣政治、社會與國際處境的《亂》等作品,不同時期的台灣,也一一走進他的詩中。
除了第二本詩集《種籽》曾獲國家文藝獎,向陽也曾兩度獲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而當年那條被認為難以走通的文學道路,也沿路留下了豐碩的果實——在寫下的五十首台語詩中,已有三十首被譜成歌曲,曾身處邊陲的台語詩,也由此走得更遠,越過紙頁,流傳於不同的聲音與世代之間。
而當台灣已走向自由、多元的民主社會,過去的時代處境已然改變,新的時代課題也隨之浮現。訪談中,向陽從自身走過戒嚴與民主化的經驗出發,重新凝視今日的台灣,也談及在多元而難以形成「共同認知」的年代,文學的力量、文化實踐的可能。而從年輕時選擇一條少有人走的文學道路,到歷經媒體工作的轉折與生命中未曾預料的變化,向陽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一路走來的選擇?在對生命經驗的梳理之間,充滿歷經歲月而來的人生哲學,為今日的我們帶來思考與啟發。
從二十多歲以台語詩在文學的邊陲中開路,到七十一歲回望一路走過的台灣,向陽以寬厚的人文格局與文化思考回應時代的難題。而貫穿著生命始終的信念,正如同他在〈我有一個夢〉中寫下的詩行:「我有一個夢/夢見我們一起衛護這塊土地/用愛心,打開仇恨的牢獄/懷希望,遠離憂鬱的暗房/醒來就是無雲萬里天/和平的花朵放出恆久的清香」。
從詩的啟蒙到「台灣意識」的形成
郭瀅瀅:您在十三歲的時候就立志要當詩人,後來詩真的成為您一生實踐的道路。請老師談談,從最初單純地想成為一名詩人,到後來成為具台灣意識的詩人,中間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
向陽:雖然一開始是懵懂無知所下的人生決定,但由於立志要當詩人,高中時我就與一群喜歡讀詩、寫詩的朋友,成立「笛韻詩社」。我們常常晚上聚會,有點像電影《春風化雨》裡面的高中生,他們是在岩洞聚會,而我們的地點是在竹山林家的大墓園。那裡有石桌、石椅,我們就坐在靈位前讀詩、寫詩、喝酒,有人吹笛子,我就吹樹葉。那時候沒有電燈,只能點蠟燭,燭光就在風裡搖曳,經過的人都會嚇到快步狂奔。這就是我的高中生活。
進入大學以後,我還是延續著對詩的追求。我讀的是日文系,大學圖書館裡收藏了一批日治時期台灣的資料,包括《臺灣青年》、《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影印本,我如飢似渴地讀,才慢慢發現,原來我高中以前所受的教育缺了一大塊,就是日治時期台灣人的社會運動,所以過去對台灣歷史的認知是不完整的。日治時期史料的閱讀逐漸改變了我的史觀,也成為台灣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轉折。
(以下為節錄)
「邊陲的邊陲」:以台語詩抵抗文學體制
郭瀅瀅:除了重新認識日治時期的台灣,當時正在發生的社會與政治變化,帶給您哪些影響?
向陽:我們是戰後第一代,也就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像陳芳明、李敏勇,還有我,都是1945年以後出生的。這個世代很特殊,我們沒有受過日本教育,接受的完全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所以在大學以前,我們幾乎都是以中國為中心來理解歷史與世界。我常形容,我們的腦袋裡好像都被黨國體制植入了一個晶片。
其實台灣的民主運動很早就開始了。我們出生不久,雷震在1949年創辦《自由中國》,1960年遭到查禁,雷震也被捕入獄。但那個階段的事情,我們成長時並不了解,一直到大學才有機會讀到《自由中國》。我進大學已經是1970年代,黨外運動逐漸興起,各種黨外雜誌也陸續出現。從大學到退伍、進入社會,我幾乎每一本黨外雜誌都會買來看,補充自己過去教育裡的不足。透過黨外雜誌,我逐漸理解戰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包括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軍隊國家化等主張,都是在那個階段進入視野之中,對我影響非常大。
另外還有兩件事情影響了我。第一,是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那時我是大學四年級。這場論戰不只涉及台灣的鄉土小說,也波及台語詩。當時有人批判台語文學,甚至把相關創作視為「工農兵文學」的一部分。我雖然沒有被直接點名,但用台語寫詩這件事也受到波及。
在追索這場論戰、閱讀正反雙方文章的過程中,我重新思考,我要不要繼續接受過去的黨國思想?還是應該回過頭來,看自己真正身處的社會與土地?而我的個性是你越要壓迫我,我越不服。所以這場論戰反而更加堅定了我繼續寫台語詩的想法。
第二個影響更大的,就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在那之前,黨外雜誌已經逐漸形成一股力量。《美麗島》雜誌雖然受到國民黨政府壓制,銷量卻非常大,這表示民眾已經覺醒,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也開始反省自己。我還記得,那時候到重慶南路的書攤買《美麗島》,書攤上根本看不到。你跟老闆說要買,他才會從底下拿出用報紙包著的雜誌給你,就像以前買禁書一樣。
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民主運動並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展。而我也在這樣的社會和政治變化裡,更清楚自己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關係,以及從本土視角出發的寫作方向。
詩在文類裡是邊陲的,而寫台語詩,在當時的文壇更可以說是「邊陲的邊陲」。但我透過詩去寫台灣,可以在詩裡表達我心中的某些理想。這其實跟黨外運動有一點相似。他們對抗的是一個大的政治體制,而我所對抗的是一個比較小的體制——文學體制,雖然我的力量不大,也沒有實際參與政治運動。
「既然要不同,就要創造自己的形式」
郭瀅瀅:您的「十行詩」與台語詩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始發展。請您談談,「十行詩」這樣的創作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另外,您剛才提到,文學與政治環境使您更加堅定持續以台語寫作,能否談談最初創作台語詩的思考?
向陽:大二下學期,我被選為「華岡詩社」社長。當時我想,既然要帶領詩社,就應該正式發表作品。在投稿以前,我先問自己,我從十三歲開始喜歡詩,讀了這麼多中國古典詩、現代詩和西方文學,如果現在要寫詩,我有什麼東西可以跟前輩不一樣?我的特色在哪裡?從《詩經》、《離騷》一路讀下來,中國古典詩的傳統一直是我的養分。於是我開始思考,能不能在現代詩裡尋找一種與當時潮流不同的形式?
那個年代的現代詩主要走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的路線,主張「詩跟歌要分家」。可是我所受到的古典詩教育並非如此。古典詩有韻律,有節奏,也有格律,所以我想在現代詩裡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格律。至於為什麼是十行詩,不是四行、八行,也不是西方常見的十四行詩?既然要不同,就要創造自己的形式。小時候家裡賣文具,有一種公文用紙叫「十行紙」,剛好是十行。我就想把一首詩放進這十行裡,因此有了「十行詩」。
另外,我又問自己,還有什麼是那個年代不流行,甚至被認為違背現代詩傳統的?那就是自己的母語——台語。台語既然是我的母語,而我十三歲就立志成為詩人,如果連自己的母語都不能駕馭、不能把它寫成詩,我就沒有資格說自己是一個詩人。
與潮流對抗
郭瀅瀅:是什麼因素,讓您總是選擇走一條較少人走的路?
向陽:如果從謙虛的角度來講,這是對自己的一種磨練。但如果從比較自負的角度來講,就是叛逆。因為我總覺得,在受教育的過程裡,是一直被規格化的過程。比如那個年代,女生的頭髮要剪成固定的樣子,男生就是平頭,以及大家都要穿制服,各種東西都有一套標準。
所以等到我要正式發表作品時,我的想法就是「要跟別人不同」。如剛才所說,既然要跟別人不同,我就要跟當時的潮流對抗。你走超現實主義,我就走寫實主義;你推行國語政策,我就用台語;你認為詩跟歌不能合在一起,我就用新的格律,創造一種詩與歌可以重新結合的形式。這就是我的叛逆。
郭瀅瀅:您的叛逆讓您開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然而您是否會設想失敗的可能?
向陽:我相信自己可以走出一片天。我大三開始寫台語詩的時候,身邊已經有很多寫詩的朋友。他們經常勸我繼續寫十行詩就好,不要寫台語詩。除了沒有地方發表外,也沒有人看,更沒有人看得懂。但我告訴他,我以自己的母語寫詩,如果成功了,至少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如果失敗了,那就在這條路上立一塊墓碑,寫著「此路不通」,告訴後來的人不要再用台語寫詩,這裡曾經躺著一個自以為可以用台語寫詩的人。至少我還留下了一塊墓碑。
寫作:最微薄的社會實踐
郭瀅瀅:您在2008年出版的《守護民主台灣》、《起造文化家園》中,將書寫稱為自己「最微薄的社會實踐」。請您談談這樣的理念。
向陽:比起那些真正為社會付出很多的人,我想,我算是太舒服了。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房裡,寫別人的故事,寫自己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在追求民主的年代,有人在街頭被警察打,有人被關進牢裡,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
除了民主運動以外,社會上還有很多人長期為弱勢、窮苦的人付出,像是醫生、社工或其他社會工作者,不計報酬地幫助別人;也有人有能力用金錢支持重要的公共事務。這些我都做不到。
在威權年代,我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期間,因刊登了東海大學林俊義教授所寫的〈政治的邪靈〉,曾被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查禁,並被警總叫去訊問。然而,有些人進去之後就被關起來了,甚至有人被警總約談後,就失去生命,如陳文成;還有一些人,直到今天我們仍不知道他們究竟遭遇了什麼。在我出生以前,二二八事件期間,林茂生被帶走之後就此下落不明,連遺體都沒有找到。
跟他們相比,我所承受的實在太少,我的付出非常微薄。然而我也同時認為,正因為每一份力量看起來都那麼小,所以那些壓迫者、控制者一開始可能根本不會在意。但是當這些微薄的力量慢慢匯聚起來,它最後形成的力量,可能比任何人想像的都更大。時代的改變,就是這樣發生的。
身在時代之中,我們看不見它最後的模樣
郭瀅瀅:幾十年間,台灣媒體環境經歷了極大變化,您如何看待當今的台灣媒體環境?
向陽:現在的台灣媒體環境,跟我們那個年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過去新聞媒體受到很多政治上的限制,後來隨著報禁解除、媒體全面開放,台灣逐漸進入一個更自由、更多元的媒體時代。
到了現在,傳統報業快速凋零,紙本報紙的發行量和影響力都大幅下降,電視也受到數位媒體衝擊。真正有影響力的,更多是政治談話節目、網路媒體、自媒體、YouTube,甚至個人網紅頻道。
這當然帶來更多自由,但同時也出現另一個問題,過去新聞傳播所強調的一些倫理與專業規範,逐漸被削弱了。現在很多媒體最重視的是市場、收視率、點閱率和商業利益。有時候越誇張、越煽動,甚至越接近謠言的內容,反而越容易受到注意。
所以我常常會想到,我們那個年代雖然受到很多政治限制,但對新聞工作者還是有一些專業倫理上的要求。我在《自立晚報》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我們比較同情黨外,可是報社對新聞工作者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不能加入任何政黨。意思就是,你是新聞人,不是政治人。你當然可以關心政治,也可以有自己的支持對象,但新聞工作者應該和政黨保持一定距離,要求自己盡量做到獨立、客觀、公正。比如說,我可以關心民進黨,甚至支持民進黨,但我不一定要加入它。我應該站在外面,這是新聞人的自我要求。我覺得這樣的原則其實是對的,只是現在比較少看到了。
郭瀅瀅:我自己曾從事主流媒體工作,對新聞良知與倫理現在所面臨的挑戰很有感受。那麼您對媒體的未來會感到悲觀嗎?
向陽:不會。因為在威權時代,黨國控制媒體的年代,我們都沒有悲觀過。後來不是也走向開放了嗎?至於現在,雖然是高度開放、甚至有些混亂的年代,我也認為不需要悲觀,它總有一天還是會重新調整。我相信物極必反。
每一個年代都有每一個年代的課題,也都有那個年代必須解決的問題。舉例來說,我在1960年代讀小學的時候,很難想像有人會走上街頭抗議。雷震1960年被捕入獄,後來李敖、柏楊也先後入獄。那時候你會感到,台灣還有什麼希望?這些具有影響力的人都被抓了,民主怎麼可能出現?可是誰想得到,二十多年後,台灣的黨外運動逐漸壯大,最後甚至成立了新的政黨。
雷震當年透過《自由中國》倡議組織反對黨,最後遭到逮捕,那個時候幾乎看不到任何可能。但到了他的晚年,他已經親眼看到新的政治力量出現。
所以今天台灣所擁有的民主成果,也是那個年代的人很難想像的。科技也是一樣,我們以前根本想像不到今天的數位世界。我在1990年代就開始自己寫程式、做網站,一個人做過十幾個網站,可是那些網站現在幾乎都不能用了,因為技術一直在改變,我也沒有精神再一路追下去了。
我認為,不需要太早對一個時代下結論。身在其中,我們往往不知道下一個時代會變成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