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國家之後——流亡與苦難中的精神力量
達賴喇嘛與圖伯特（西藏）歷史經驗 給世界的啟示
專訪達賴喇嘛駐台代表 格桑堅參、佛學導師 丹增南卓仁波切
採訪撰文｜郭瀅瀅
前言
失去國家、離開故土與親人、離散於世界各地，在漫長的流亡中堅守自身的語言、文化、宗教與民族認同，同時面對「跨國鎮壓」的政治壓力，背負著集體民族傷痕的苦——是許多流亡藏人共同的生命情境。然而，佛教信仰與圖伯特（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始終支撐著這個民族，使他們在流亡之中依然維繫共同的信念與精神力量，懷抱希望等待未來。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圖伯特（西藏），並於1951年脅迫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然而這份以「和平」為名的協議，卻沒能如其承諾保障圖伯特人民宗教信仰自由與自治等權利，反而使各項權利逐步遭到剝奪，在此情形下，圖伯特的命運也自此徹底改變。
面對中共持續進逼，1959年3月10日，圖伯特人民於首都拉薩起義，掀起全國抗暴行動，最終遭中共以武力鎮壓；同年3月17日，年僅24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深夜離開圖伯特，喬裝為藏兵，在「四水六崗護教志願軍」戰士護送下，一路躲避伏擊、徒步翻越山嶺，歷經重重艱險，14天後終於抵達印度邊防哨所。隨後於藏曆4月在穆蘇里建立流亡政府，並於次年（1960）在印度政府建議下遷徙到達蘭薩拉至今。
此後數年間，更多藏人陸續翻越喜馬拉雅山，離散於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展開漫長而未知的流亡生活。而圖伯特遭佔領後數十年間，至少約有120萬藏人死亡，超過6,000座寺院遭摧毀，更有數百名藏人在呼喊中引火自焚——他們呼喊著「圖伯特沒有自由」、「讓達賴喇嘛回家」、「民族要平等」⋯⋯。圖伯特持續承受著文化、語言、信仰與生活的巨大衝擊。今年（2026）7月2日，在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上路次日，又有一名藏人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前自焚，以生命向世界發出呼聲，盼喚起國際社會對圖伯特處境的關注。
從1959年拉薩抗暴至今，流亡已走過67年，在異地漂泊、適應不同文化環境，成了一代又一代藏人的生命經驗。達賴喇嘛也從24歲便遭受沉重磨難、肩負民族命運的青年，成為91歲仍持續為世界和平奔走的世界性精神領袖。然而在國家遭入侵、民族陷入苦難之中，他仍然堅持「非暴力」理念，長年致力於跨宗教對話，積極與世界各地不同信仰的宗教領袖交流。他尊重不同宗教獨特的信仰內涵與價值的開放胸襟，令人敬佩其精神高度；同時，他也持續與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及各領域學者對話，促進不同文化、思想間的理解與共存。
1989年，達賴喇嘛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其理念超越圖伯特議題本身，而是關注、思考、不斷提倡全世界須共同守護的重要價值。如他強調的「心靈革命」——以「內在轉化」作為社會根源性改變的思想——並以「共同人性」與「共同責任」為基礎，希望超越國家、民族與宗教的界線，為人類尋求真正的和平、更長遠的福祉。
而同樣流亡到印度，長期追隨達賴喇嘛的駐台代表巴瓦・格桑堅參，以及佛學導師、轉世仁波切丹增南卓，是如何看待達賴喇嘛給予世界的啟示、身處複雜政治現實中的精神實踐？如何看待圖伯特的歷史經驗、政府的流亡、民族傷痕與流亡中的生命困境？
談起國家遭入侵的經過，以及台灣面臨侵略威脅的現況，格桑堅參感慨地說：「圖伯特也曾經擁有自己的土地，並有高海拔的天然屏障，可以保護西藏，如同台灣有台海作為天然屏障。然而，我們沒能守護好圖伯特免於被佔領。我們是長期以佛教理念為基礎的和平社會，也忽略了自我防衛能力的重要性。」
格桑堅參於1999年流亡印度，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安全部與外交部擔任研究員，以及《美國之音》、《西藏之聲》、《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評論員。2006至2016年間，連續兩任以選區第一高票當選西藏人民議會議員，之後出任藏人行政中央駐澳代表處的華人事務聯絡官，並於2021年擔任「藏人行政中央」駐台代表、台灣「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他長年投入圖伯特（西藏）公共事務與國際倡議工作，持續推動圖伯特議題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也長期關心流亡藏人的文化傳承、民主發展與國際處境。在本次訪談中，邀請他分享自身的流亡經驗，並從歷史、政治與現實經驗出發，談及中共近年積極介入的達賴喇嘛「轉世」議題、對海外藏人無孔不入的「跨國鎮壓」，以及圖伯特經驗帶給台灣的提醒。
而流亡與修行生命交織的丹增南卓仁波切，自小便懷抱著親見達賴喇嘛的願望。在1992年流亡印度後，先進入流亡藏人學校就讀，期間被達賴喇嘛認證為轉世仁波切，經過一番內心掙扎與思索後，決定剃度出家，歷經20年的佛學教育，取得三大寺最高學歷拉然巴格西學位（等同佛教哲學博士），並來到台灣持續深耕宗教學研究、教授佛法與藏文，進入台灣教育體系攻讀碩博，即將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丹增南卓仁波切以其深厚的佛學學養，於2022年接任「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佛學班導師，在流亡的生命歷程中，佛法信仰給予他一雙深具精神向度的眼，以超越性的寬廣視角，觀看流亡與苦難、無國籍的漂泊與難以言說的民族傷痕。
問起一路走來，國家命運始終未見改變，如何面對持續不斷地失落與等待？格桑先生說：「從歷史長河來看，這段流亡歲月或許是圖伯特民族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和準備」、「我們對於有一天能夠有尊嚴地回到自己的故鄉，始終抱持希望。」仁波切則說：「對流亡中的藏人而言，修行是個人的安定，但在集體傷痕的療癒上，它幫助我們在苦難之中依然保持希望與精神的力量。」
不論從歷史、政治與民族命運，或從佛法修行與生命體悟出發，在兩人的敘述中，映照了圖伯特流亡67年的歷史，以及在歷史緣起中，對生命考驗的順服與深刻智慧——接受現實而不放棄希望，在流亡歲月的苦難、希望與等待之中，淬鍊出溫柔而堅韌的生命意志。
如果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國家
郭瀅瀅：我很敬佩格桑堅參董事長。圖伯特（西藏）於1949年被中共入侵邊境開始，便逐步失去自己的土地與語言、文化、信仰自由至今，而在如此艱困的國家處境中，流亡在印度的您，依然保有信念與希望，支撐自己持續前行，為圖伯特奔走。請董事長和我們談談，當初是在什麼狀況下從圖伯特流亡到印度？您一路走來，又是以什麼樣的心態面對失落與等待？
格桑堅參：我是在33歲時流亡到印度的。在家鄉7個兄弟姊妹當中，我是唯一受過體制內正規教育的人，因此家人一直期待我能進入中國的公務體系，成為家裡穩定的經濟來源。但在80年代時，我有機會學習自己的語言、文化與歷史，因而逐漸認識了圖伯特的處境，也由此產生了強烈的反中國的情緒。即使我曾經成為中國的公務員，然而在公務體系工作10多年後，我懷抱著滿腔的熱情，決定投奔達賴喇嘛、投奔自己的政府，因此選擇流亡到印度，並希望能從事圖伯特自由運動，為圖伯特的未來努力。所以到了印度後，我就直接進入流亡藏人政府的工作一直到今天。
對我而言，這種人生角色的轉變帶給我的感受，是從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社會，來到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在這裡，只要有能力就有發揮的空間，不會因為政治體制而被限制。這種自由非常珍貴。
當然，流亡生活並不容易。有些人會抱怨，也有人因為內部爭論而感到失望或想回去。但我常提醒自己，也提醒身邊的人，要把視野放大一些。和許多同樣失去家園的民族相比，圖伯特其實擁有非常難得的條件。我們有自己的流亡政府、民主選舉制度，每五年進行一次選舉，選出自己的總理與立法委員，也有駐外代表機構，並有國際社會長期的支持，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慢慢形成一個統一的力量，這些都是許多流亡民族所沒有的。
雖然我們流亡在印度，但在印度的寺院可以用20多年時間學習全部的佛學經論，取得佛學博士學位，此外，即使是流亡的身分，但印度政府頒給我們旅行證件，讓我們能夠行走到世界各地。
然而，流亡最大的代價，是與家人的長久分離。我1999年離開圖伯特至今，已經20多年沒有與家人聯繫。由於政治環境的因素，家人甚至必須與我切斷關係，才能避免遭受牽連。20多年來，也有家人已經離世。這樣的痛苦始終存在。但我不認為該因此怨天尤人。因為只要圖伯特還沒有真正獲得自由，只要我們還不能有尊嚴地回到自己的家園，這些犧牲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我始終懷抱感恩之心，甚至是滿足、慶幸的。雖然我們失去了國家，但我們走向了世界，世界接納了我們，也讓圖伯特文化與藏傳佛教得以走向世界。當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國家，我們將有許多精通不同語言、熟悉各國文化及學到不同治理經驗的藏人。從歷史長河來看，這段流亡歲月或許是圖伯特民族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和準備。
郭瀅瀅：前陣子我看到《西藏之聲》的報導，達賴喇嘛在接見信眾及來訪者時，提及日後自己很有可能返回圖伯特（西藏），並說「大家終將迎來相聚的時刻」。看到達賴喇嘛的發言，彷彿看到一絲希望的曙光。您怎麼看達賴喇嘛這樣的表達？
格桑堅參：我想，首先是因為達賴喇嘛知道，圖伯特境內的藏人始終抱著希望他回去的願望，因此他一直努力讓大家不要失去希望與尊嚴。他不斷提到，依據佛法的預言，自己將活到110多歲，甚至130歲。對一位修行有成的佛教領袖而言，生命的長短與願力有關，然而當他這麼說時，更重要的是對藏人的激勵。他多次說，在有生之年可能回到圖伯特，對此，我們當然充滿期待。對我們而言，尊者始終傳遞的是一種精神：不要放棄，不要失去信心。
今天的中國雖然很強大，但如果把中共政權的壽命，與達賴喇嘛尊者的壽命放在一起比較，究竟哪一個會更長？我們相信，只要咬緊牙關熬到最後，歷史終究會證明，能夠「笑到最後」的，一定是我們，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專制獨裁的
體制能夠永久延續而不倒塌。
此外，圖伯特民族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就是宗教與文化的力量所形成的凝聚力，把我們緊緊聯繫在一起。我想，這種力量是許多民族所沒有的。所以我們對於有一天能夠有尊嚴地回到自己的故鄉，始終抱持希望。
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的「中間道路」——真正的自治
郭瀅瀅：面對圖伯特（西藏）的問題，目前達賴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主張「中間道路」，強調真正自治、不追求獨立；而在民間組織的不同訴求中，也存在較為積極的主張，如支持圖伯特獨立，或在遵從中間道路中，仍保有獨立訴求。您如何看待這樣不同的思考路線，對圖伯特處境的回應？
格桑堅參：1959年圖伯特政府流亡印度後，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之前，無論是達賴喇嘛尊者或流亡政府，所主張的基本立場都是恢復圖伯特獨立。到了1970年代末，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和圖伯特內部關係的局面，達賴喇嘛開始思考，圖伯特問題是否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尋求解決，否則一味地追求獨立的政治訴求，未必能真正改善圖伯特人民的處境。
因此，從1987年達賴喇嘛提出《五點和平計畫》，到1988年的《史特拉斯堡的建議》，都是「中間道路」政策具體的框架。其中有幾個重要原則，首先，西藏在歷史上是一個獨立國家，這是我們不會放棄的基本前提。其次是關於圖伯特的地域觀念，必須以衛藏、康區與安多三大區域作為一個共同的行政區，而非目前被分割在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與雲南省等不同行政區之中。
在此原則下，我們並不追求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的政府，然而圖伯特民族應獲得真正的自治，並保有自己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宗教等各方面的傳承和尊嚴。
基於這樣的訴求，圖伯特流亡政府於2002年到2010年間，與中國政府進行了9次正式會談及一次非正式談話，並於2008年提出《有關全體圖伯特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希望依據中國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相關規定，尋求和平解決圖伯特問題的可能性。
圖伯特流亡政府從1960年開始成立圖伯特的議會、走向民主化以後，社會中有些不同的聲音。一些非政府組織，例如「西藏青年會」（簡稱「藏青會」）及自由圖博學聯（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簡稱 SFT）等，以及部分個人，並不認同中間道路政策，而是堅持追求圖伯特獨立，並認為追求獨立是藏人自己的權利。
中國政府經常以這些民間團體或個人的主張作為理由，反駁中間道路訴求的真實性，並認為中間道路表面上主張自治，背後卻以獨立為最終目標。然而，達賴喇嘛、圖伯特流亡政府歷年來向中國政府遞交的文件與建議中，都明確表達中間道路的核心訴求是「真正自治」，而非以自治作為走向獨立的階段性策略。
此外，「中間道路」政策，是依據中國現行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所提出的方案，所主張的許多權利保障，原本就已存在於中國的法律框架之中，也正因如此，中國政府難以直接否定這些訴求的法律依據，於是轉而質疑「中間道路」背後隱藏著獨立意圖，藉此否定「中間道路」的正當性。直到現在，中國政府並未提出一套能真正回應圖伯特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形成了現階段的局面。
在流亡中長大的一代：更積極為圖伯特（西藏）發聲的年輕人
郭瀅瀅：今日的年輕流亡藏人並未經歷1959年的圖伯特（西藏）抗暴事件，他們是在另一個時代、甚至另一種文化環境中成長。您認為，年輕一代流亡藏人與經歷過1959的流亡藏人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是否有哪些不同？當一個民族的下一代，只能透過歷史教育或來自上一代的敘述去理解過去、理解自身文化時，是否面臨困境？
格桑堅參：對一個人而言，6、70年是一生的時間，但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6、70年其實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間。圖伯特流亡至今，第一代流亡者如今大多已經6、70歲，第二代、第三代也已成長，甚至第四代都已經陸續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圖伯特的流亡社會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如何將民族認同與文化傳承延續下去？確實是圖伯特流亡政府以及所有關心圖伯特未來的人都必須反思的課題。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圖伯特畢竟仍保有自己的流亡政府，以及一套完整的教育與文化傳承體系。雖然流亡藏人分散在全球30多個國家，人數很少，但仍然持續將這些流亡分散的群體，透過駐外代表機構、圖伯特人福利協會等連結起來。許多地方都設有週末課程，教授藏語、歷史與文化；達賴喇嘛及仁波切也經常到世界各地巡迴講經與演講，讓流亡的群體持續有集中討論圖伯特議題的機會。
近年來，流亡政府也特別重視年輕世代的培育，讓年輕一代有機會接觸自己的文化與傳統。透過青年領袖研習營等方式，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藏人前往達蘭薩拉，親身了解圖伯特議題與流亡歷史，及我們一路走來的艱辛。此外，每年的「310圖伯特抗暴紀念日」、7月6日達賴喇嘛華誕、9月2日圖伯特民主節、12月10日人權日及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週年慶典等重要紀念活動，也都讓年輕世代感受到，我們是一個流亡、正在爭取能重新獲得自由的民族。
以我女兒為例。她今年23歲，也是在印度出生，現在在澳洲。每當中國領導人訪問澳洲時，她們都會組織藏人前往抗議。中方也會動員許多人歡迎中國領導人到場，並在過程中騷擾圖伯特人。像我女兒這樣出生於海外的許多年輕藏人，反而更群起激昂，更深刻感受到圖伯特議題的存在，當需要為圖伯特發聲時，甚至比從圖伯特境內流亡的人更為積極。此外，他們在語言能力及和當地社會溝通的能力上，都比上一代更有優勢。在美國、歐洲等地，許多推動圖伯特議題、進入國會遊說或參與公共倡議工作的，也正是這些年輕世代，他們成為更強大的力量。
畢竟達蘭薩拉還有圖伯特流亡政府的運作，雖然達賴喇嘛及第一代流亡者已經逐漸老去，但從我的觀察來看，圖伯特自由運動活動的接續，並沒有像外界擔心的那樣出現斷層。每次看到這些年輕藏人，不論是表達能力、行動力，或是為圖伯特發聲的熱情與勇氣，我都非常感動，很多時候甚至超過我們這一代人。
就像猶太民族在漫長流散的歷史中，依然透過語言、文化與宗教維繫共同認同一樣，我相信圖伯特人也能夠透過語言、文化、宗教的凝聚力，持續守護自己的民族與精神，因此我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
（以上為節錄）
丹增南卓仁波切
流亡與修行：苦難中的生命視野
郭瀅瀅：丹增南卓仁波切，您既是一位修行者，也親身經歷了流亡與身分轉換的過程。我想請教您，從佛法的角度來看，流亡到世界各地的藏人長期背負著歷史傷痛、民族記憶與政治壓迫的現實，如何既不失去對民族文化與信仰的守護，又不落入仇恨、執著或痛苦的狀態？佛法對這樣的集體傷痕與精神處境，能提供什麼樣更深層的觀看與修行？
丹增南卓：從佛法的角度來看，藏人流亡的處境不只是政治與歷史的問題，更是一種深刻的生命苦難。達賴喇嘛尊者始終強調，守護民族文化與信仰，並不等於延續仇恨，而是必須以慈悲、智慧面對苦難。流亡藏人在海外生活，確實會遇到種種困難，這並不是一般有國家的國民會遇到的。而面對這些困難，藏人更不能忘記流亡到印度的初心，並在此基礎上來回應所面對的困難，而不是讓自己陷入怨恨之中。
若從佛法緣起的角度來看，一切衝突都來自複雜的因緣，因此不存在固定不變的敵人，這樣的思維下，使我們能夠超越單純的對立視角，以更寬廣的心去理解人的無明與恐懼，及在此情況下所導致的一切。
對流亡中的藏人而言，修行是個人的安定，但在集體傷痕的療癒上，它幫助我們在苦難之中依然保持希望與精神的力量，這是我們在流亡中修行，最基本的目標。
佛法對世界衝突的回應
郭瀅瀅：佛法看待人類問題，並不只停留於表面的對立與衝突，而是進一步看見人內在的無明、欲望與恐懼，如何形成「苦」的循環並影響外在世界。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地方。在今日這個充滿戰爭、民族衝突與意識形態對立的世界中，達賴喇嘛也始終強調「內在轉化」與「心靈革命」，以及人類彼此之間的「共同責任」，必須以「共同人性」為出發，謀求長遠的人類福祉。請仁波切談談尊者這樣的理念及給予世界的啟示。
丹增南卓：談到佛法時，我們常會強調，人類真正的問題並不只是外在的制度、政治或人際衝突，而是來自內心的迷惑與失衡。佛教所說的「苦」，並不單純指痛苦本身，更是一種生命中持續存在的不滿足感。由於無明，人們無法看清事物真實的樣貌，容易執著於自我與欲望，進而生起貪婪、憤怒、嫉妒、恐懼等情緒。這些情緒不僅折磨個人，也會擴大到家庭、社會甚至國家層面，因此許多社會、國家衝突與對立，也都與人心的狀態有關。
佛教看待世界問題，並不只停留在分析表面的對立與衝突，而是進一步追問衝突背後的心理根源。例如，當人過度追求權力與利益時，往往會忽略他人的感受；當人被恐懼所支配時，也容易排斥不同的群體、文化與價值觀。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內心的不安造成外在的衝突，而外在的衝突又加深內心的痛苦。
因此，佛法認為，真正的和平不能只依靠法律、制度或武力維持，而是必須從人的內心轉化開始。達賴喇嘛尊者經常強調慈悲的重要性。他認為，慈悲並不是軟弱，而是一種理解他人痛苦、願意減少傷害的力量。透過修行，人們學習觀照自己的情緒與念頭，不再被憤怒、欲望或恐懼牽著走。當一個人逐漸減少自我中心，便能以更多包容與智慧面對世界。
這看似是個人的修養，實際上卻會影響周遭的人際關係、社會氛圍，甚至更廣大的群體。因此，佛教的修行、實踐並非逃避現實，而是從理解苦的根源出發，透過覺察、慈悲與智慧，打破內在與外在的惡性循環。唯有如此，人類的衝突與痛苦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改善。
尊者帶給世界最大的啟示正在於此。如剛才所說，他始終提醒人類，真正持久的和平不能只依靠政治協商或軍事力量，更必須從人的內心開始改變。在今日充滿戰爭、民族衝突與意識形態對立的世界裡，人們往往只看見彼此的差異，卻忽略了人類其實共享著相同的情感與需求，例如對安全的需求、對尊重的渴望，以及追求幸福的願望。
因此，尊者特別強調「共同人性」與「共同責任」。他希望人類能超越宗教、國家與族群的界線，以共同的人性作為基礎，重新思考彼此的關係。他曾出過一本書：《超越宗教》，裡頭並沒有提到任何宗教教義，而是回到人類最基本的慈悲與關愛，尊者相信唯有從這些普世價值出發，人類才能真正走向和平與和解。
從圖伯特（西藏）議題到人類共同命運
郭瀅瀅：達賴喇嘛尊者的一生，始終與政治處境交織在一起，既是一位宗教領袖，也長期面對現實世界的巨大壓力與苦難。您如何理解他一生的生命道路與精神實踐？
丹增南卓：達賴喇嘛尊者16歲就承擔起圖伯特的政治責任。對一般人而言，16歲仍是無憂無慮的少年時期，但他卻必須面對一個民族的命運與未來。因此，我認為，達賴喇嘛的一生，是一條將宗教修行、實現、苦難緊密結合的生命道路。他不只是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更是一位在動盪時代中承擔民族命運的人。
年幼時，他就被認定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他原本應該是在寺院中專心修學的僧人，卻因圖伯特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化，被迫提早面對權力、戰爭與流亡等沉重課題。1959年離開圖伯特、流亡印度後，他失去了國家與政權，也長期承受民族文化流失的痛苦。當權力、國家被奪取，一般人很難不生起怨恨之心，然而，他在如此複雜的政治與歷史處境裡，始終沒有選擇以仇恨回應壓迫，而是堅持非暴力與慈悲，將佛法的智慧真正落實在現實世界之中，這是他精神實現最深刻的地方。
達賴喇嘛多次提到，人類最大的敵人並非外在的對手，而是內心的憤怒與仇恨。因此，即使面對長年流亡的壓力，他依然提倡寬恕與理解。這並非軟弱，而是一種極高的精神力量與修養。許多人認為宗教是遠離世俗的，然而在他與苦難結合的生命道路中，他不只能憑著精神力量保持內心的平靜，還有對人的關懷。
此外，他讓我們看見了一位宗教領袖的開放性。過去在圖伯特拉薩，也有伊斯蘭教的教堂，我們從來不敢進去教堂，也很少跟穆斯林接觸，但是尊者在流亡印度的過程中，他積極接觸每一個宗教、走進教堂，甚至能戴上伊斯蘭教或任何宗教的帽子，這是他的寬容性。正因為有這樣具寬容性的的領袖，我們也因此而能以開放的心接觸任何宗教，每一個宗教也都能和諧共存。
他也強調，宗教不應與世界脫節，而應與現代社會展開對話，而非停在封閉的傳統裡。他不只守護圖伯特的文化，也試圖回應整個人類社會所面對的痛苦與焦慮。
因此，在我個人看來，達賴喇嘛的一生不只是政治流亡者的故事，更是一位修行者如何在苦難之中堅守信念、守護慈悲與尊嚴的典範。他讓我們明白，真正的修行並不是逃避世界，而是在充滿衝突與壓力的現實之中，依然保持善良、理性以及對人的關懷。
（以上為節錄）
圖伯特（西藏）的經驗給台灣的警示
郭瀅瀅：格桑董事長，您認為台灣最應該從圖伯特經驗中思考的是什麼？
格桑堅參：我們非常羨慕台灣擁有自己的土地、民主制度、經濟發展與天然的地理屏障，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條件。圖伯特也曾經擁有自己的土地，並有高海拔的天然屏障，可以保護圖伯特，如同台灣有台海作為天然屏障。然而，我們沒能守護好圖伯特免於被佔領，國際社會也拋棄了我們，因為各自的歷史情境而無法積極介入。當時最了解圖伯特情況的是印度與英國政府，然而當時印度剛從英國統治下獨立不久，印度總理沉浸於建立一個中立國家的理想主義之中，英國則在二戰後逐步退出殖民體系，無力再介入圖伯特事務；美國則陷於韓戰之中。
因而當中國提出所謂「和平解放圖伯特」的《十七條協議》時，國際社會普遍相信這將是一種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也就沒有進一步介入。而中國則以假的和平協議方式入侵佔領圖伯特。此後的結果就是，圖伯特流亡超過半個世紀到現在。
因此，我認為台灣最值得從圖伯特經驗中思考的，是珍惜並守護好自己的國家，以及所擁有的自由、民主與自主性。圖伯特的經驗已經擺在眼前。香港也是如此。從2019年至今短短幾年，許多香港人流散到世界各地。我們看到不少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內心充滿失落與無力感，也面臨身分、居留與庇護等困境。
我們已示範這麼多的經驗給台灣人看。如果台灣人民看不到，甚至還寄望於中國會提出好的政策解決問題，那麼圖伯特人所承受的苦難與犧牲，也失去了警示作用。我們每年舉辦「310圖伯特抗暴」紀念活動，除了紀念圖伯特的歷史，也希望提醒更多人珍惜當下所擁有的自由與民主。中共的許多作為，其實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從過去提出的「留島不留人」，到近年將台獨支持者視為未來清算對象等言論，都值得台灣社會警惕。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至今仍不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主張，反而提醒台灣必須持續強化自身的防衛能力。如果只是透過各種統戰與滲透方式逐步削弱防衛意志，反而可能讓人失去警覺。我們深切地盼望，圖伯特的流亡、失去與苦難，不要有一天重演在台灣。
（以上為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