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能陪伴抗爭中的人，哪裡就是我的故鄉
丘延亮——不能不做的異議者

採訪撰文｜郭瀅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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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能不做的異議者——社會學家、勞工運動者丘延亮如此形容自己。丘延亮從小在充滿禁書的母親書房中長大，母親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左派」，也是最早的思想啟蒙。然而，真正形塑其左派思想的，更多是來自生命經驗中對剝削與壓迫的親眼見證，性格敏銳、對人的處境有著深切感受的他，當不平等的現實發生在眼前，便無法視而不見。於是，為身處不平等中的人發聲、尋找改變的可能，也成為此後一生行動的信念。

丘延亮童年隨家庭輾轉遷移，從上海、香港到台灣，在不同語言及環境間轉換，使他的求學過程始終處於「校園適應不良」的狀態；而對權力關係與既有規範的質疑，也使他不斷與教育體制發生衝突。高中退學、轉入三育書院後，他第一次看見原住民青年的低薪勞動；十六歲又隨友人深入屏東瑪家山區，看見政府推行「山地生活平地化」政策後，原住民所面臨的處境，深切感到個人力量在龐大社會結構面前的微小：「我原來以為自己上山是去『做好事』，可是到了那裡才發現，自己一點辦法都沒有」，甚至認為「除了革命，沒有別的路。」

在台大就讀人類學期間，他與陳映真等人組織讀書會，1968年因白色恐怖案件「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以「叛亂罪」入獄。出獄後，政治背景使他的復學與學術之路屢受阻礙。1979年，他流亡美國，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人類學並取得博士學位，此後往返美國、香港與台灣，從事研究與教學的同時，始終沒有離開社會運動現場。後來幾經波折，直到2005年才正式受聘於中央研究院。

書寫《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時，丘延亮試圖「把那些被遺忘、被變造，或者已經沉到歷史底下的東西，重新寫出來」，而今年即將出版的《春寒地未凍》，丘延亮則回顧他從成為政治犯前後的生命經驗——從二十三歲被捕、偵訊、入獄，到獄中的閱讀、思考、寫作與日常生活，再到出獄後重新走入社會、極力恢復「一己之公共性」的歷程。書中可見，在政治迫害與權力宰制下，異議者如何面對自己的思想與選擇，並承擔隨之而來的代價，在壓迫之中極力守住尊嚴，保存繼續行動的力量。也正是這樣的生命經驗，丘延亮重新思考「冤案」、「平反」論述及轉型正義的問題——當具有自身思想、判斷、政治選擇與行動的人，若只剩下「受難者」與「被冤枉者」的身分，其作為歷史行動者的主體與聲音也隨之隱沒。

「左派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把人當人。」回想貫穿自己一生的信念，丘延亮並不以宏大的理論詮釋自身，僅回到最初對人及其尊嚴的關切。從芝加哥的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到八九民運的北京天安門現場，以及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樂生保存運動……等，他在不同土地上為受壓迫者的權利與尊嚴奔走，也在行動中重新理解「故鄉」的意義。曾有人問他是否有鄉愁？丘延亮稱自己是一條「社運流浪狗」——哪裡有抗爭中的人，而自己「還能陪伴、還能做一點事情」，哪裡就可能成為故鄉。


母親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左派

郭瀅瀅：您在今年即將出版的《春寒地未凍》從二十三歲被捕、偵訊、入獄寫起，一路回顧獄中的閱讀、思考與生活，以及出獄後重新走入社會並恢復「一己之公共性」的歷程。這本書也讓我們看到六○年代左派思想如何在台灣青年間形成，以及您如何面對自己的思想與選擇，承擔隨之而來的代價，並從自身經歷重新思考「冤案」、「平反」論述及「轉型正義」的問題。

然而，要理解後來的您，還是要從成為政治犯以前的早年生活談起。首先請您談談自己的成長背景與校園經驗，它們帶給您哪些影響？

丘延亮：我從小在我媽媽的書房裡長大。她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左派，也是我永遠的心靈伴侶。她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文學院，是當時的進步知識青年，還曾參與抗日街頭劇的演出。後來我們家從香港搬到台灣，我爸爸也把那些書裝成一大木箱運到家裡。幾乎所有那個年代「不該看的書」我們家都有，包含《魯迅全集》。

我從小就是一個「學校適應不良」的人。因為我們一直搬家，從小接觸好幾種語言，在上海時講上海話，到香港講廣東話，來台灣以後又要講國語。所以剛開始上學的時候，我根本搞不清楚學校到底在做什麼。學校通知我媽媽，說：「妳的兒子是問題兒童。」我媽媽就跑到學校去拍桌子，說：「我的兒子是問題兒童？你們才是問題學校！」

大概也是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和適應經驗，我跟學校體制的關係一直不好。小學畢業以後，我考進師大附中。初二開始，我跟童軍教練、訓導主任之間的關係也很緊張。那段時間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情，外面也有很多傳言，只是當時年紀還小，不一定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就是感覺到學校看我的眼光不一樣，令我不舒服。

初三我媽媽過世前一年，我曾經答應她我會考上高中。由於初中跟學校的關係不太好，所以後來填高中志願時，我把附中填在很後面，只是成績也不怎麼樣，最後又考回附中。報到那一天，我正好又碰到以前的訓導主任。他一看到我就說：「好死不死，你又回來了。你要知道，我們這裡進來困難，出去容易啊。」我就跟他說：「對不起，不需要你請我走，我自己會走。」

所以從高一開始，我又跟學校幹起來了。軍訓課的時候，常常全班都在旁邊休息，只有我一個人在操場上被操、在地上爬。教官叫我做什麼，我就偏偏跟他頂。最後高一沒有念完，我就離開了。反正我答應媽媽的是「考上高中」，我已經考上了（笑）。


成為「不能不做的」異議者：原住民是我政治覺醒的導師

郭瀅瀅：除了母親是您左派思想的重要啟蒙者，中學時期的經驗也讓您很早開始對權威與教育體制產生質疑。此後一路走來，又有哪些重要的生命經驗影響了您的思想，其中始終貫穿的信念又是什麼？

丘延亮：我很難把它講成一套漂亮的理論。對我來說，是曾經親眼看見一些人怎樣被對待，看見一些歷史怎麼被掩蓋，從此以後，就沒有辦法假裝自己沒看見。

我在外面流浪了兩年。我爸爸大概是希望我不要再一個人在外面流浪，後來讓我到三育書院裡住校。它是一所屬於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教會學校，學生除了參加禮拜，畢業前還要受洗。我後來因為拒絕受洗，在高三快畢業時因此沒有畢業，但在三育的這段經驗影響我很深，因為我在那裡第一次認識了當時所謂的「山地人」，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原住民。

學校那時找了一批原住民青年接受「簡易傳道班」訓練，一面念書，一面在農場、洗衣工廠、印刷廠工作。工資很低，吃飯卻另外算錢，很多人到了暑假甚至還欠學校飯錢，只好留下來繼續打工。也就是在這樣一套制度裡，這批原住民青年一方面接受教育，一方面又成為維持學校運作的重要勞動力。

有一年夏天，我跟著一位原住民朋友到屏東三地門。我們帶著一大批救濟衣物上山。那個年代要進山地是非常困難的，通常只有兩種人可以進去，一種是山地行政人員，另外一種是傳教士。我的朋友是傳道班的學生，要到瑪家村設法建立教會，我就硬跟著他去了。本來我打算在那裡待三個月，但後來待不下去，因為我看到很多很糟糕的情況。

那時政府推行「山地生活平地化」，原住民原來的生活方式和經濟結構遭到很大的破壞。我甚至看到有軍官上山，把人召集到操場上挑選女性，然後一個一個帶下山。那個年代，已經有原住民勞動人口被帶往山下工作、女性進入色情產業等問題。

我原來以為自己上山是去「做好事」，可是到了那裡才發現，自己一點辦法都沒有。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無用，最後幾乎是逃下山的。

從那時開始，我發現如果整個政治和社會結構不改變，原住民的命運根本不可能真正改善。我甚至認為除了革命，沒有別的路。我到今天都覺得，我欠原住民很多。他們是我政治認識與政治覺醒的導師。

因為這些很特殊的生命經驗混在一起，讓我後來成為一個異議者。那不是從書本或理論裡讀出來的，也不是一種情緒上的左派，而是看見一些事情以後，會覺得自己沒有辦法不去做些什麼。到最後，就成為一個「不能不做的異議者」。

左派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把人當人」

郭瀅瀅：您在白色恐怖時期入獄，而當年判決書中出現許多變造的情節；但半個多世紀後，您認為自己的經歷無法被套進「冤案」這個框架中，您也拒絕由任何權力界定您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這是您在新書《春寒地未凍》反覆提及的想法。請您談談，如果不從國家、政權或後來的「冤案」、「平反」論述出發，您如何定義當年的自己，及您在那個時代的行動？

丘延亮：我認為不需要唱什麼高調。我就是一個左派，而左派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把人當人。從這裡出發，我自然會反對各種沙文主義，也會反對國族對人的宰制。現代國家總希望把不同的人統一進同一套秩序裡，而我對這種力量始終保持警覺。

六〇年代的運動裡有一句話，叫做「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政治不是外在於你的一套口號，而是你怎麼生活、怎麼理解自己，又怎麼面對別人。做人總是要有所選擇；甚至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你還是必須做出選擇。而我這一生大概就是這樣：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所做的選擇就是如此。


真正的和解，不能忽略歷史裡的行動者與主體

郭瀅瀅：您在書中對台灣的轉型正義有一些檢討與批判。我也想藉這個機會請您談談，您認為轉型正義一直以來忽略了哪部分？

丘延亮：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真正尊重那些被迫害的人，把他們當成具有主體性、有人格的人來理解。第二個問題，是沒有思想內容。現在很多敘事就是一直講痛苦、創傷、悲情。可是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們受了多少苦，而是這些人當年到底在想什麼？為什麼反對？為什麼行動？他對政治、社會有什麼認識？又願意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什麼代價？這些才是思想內容。

像我們當年被判刑，當然知道自己可能面對什麼。開庭的時候，大家甚至不在意彼此會被判刑多久。那就是已經做了選擇，也知道可能要付出代價。

當我們只剩下談創傷，也就是不斷把一個人重新放回「受害者」的位置，好像他這一生最重要的身分，就是曾經被迫害。可是他當年不是只有被迫害，他有思想、有願望、有判斷、有自己的政治選擇。當把它們全部拿掉，只剩下一個空洞的「受難者」、「被冤枉的人」，反而沒有真正尊重這個人，很容易變成另一種情緒上的操作。所以我認為真正的和解，以及真正對歷史的理解，不能忽略歷史裡的行動者與主體性。

他被捕以前如何生活，為什麼選擇反抗；進去以後怎麼生活，出來以後又怎麼繼續走下去，這些都應該放回歷史裡。

我認為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很多。最基本的還是講實話、誠懇地做人，並且在生活的細節裡實踐民主。我認識的一些政治犯也是這樣。如今在香港遭虐政迫害的手足在法庭上侃侃而談，留下來的那些話，本身就是歷史文件。坐牢、開庭，對他們來說甚至也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有不少出獄以後，還是很開朗，沒有讓自己變成一個只能等待別人同情的人。

對政治犯而言重要的，是把可能存在的正面力量保存下來

郭瀅瀅：您書寫的獄中生活，也許和一般人對政治受難者與獄中生活的理解很不一樣。談談當時的生活，您是怎麼面對權力的宰制與壓迫？

丘延亮：當權力把你抓進去以後，它想做的不只是把你關起來，而是要把你整個人摧毀掉。你如果最後真的被它弄到失去自己，出去以後也只剩下一個被摧毀的人，那它就贏了。

所以我們在牢裡反而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讓自己變成他們期待的那樣，要把自己活得像一個人。

吃完飯以後，我們會聊天、唱歌，彼此娛樂，也彼此照顧。而且要運動、保持清潔，也要讀書。大家還會想出各種方法讓生活過得下去。監獄當然是一個壓迫人的地方，可是人進到裡面，不代表就只剩下「受苦」這一件事情。而且在那麼困難的地方，人與人之間反而會形成另外一種關係。大家相互幫忙，也會開玩笑，想辦法維持自己的尊嚴。

恐怖統治本來就是要讓你害怕。它用各種方法把你嚇倒、把你孤立，讓你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了。而對一個政治犯而言很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照顧好，把還可能存在的正面力量保存下來，並且在一個社群裡繼續培養它。

前面的人不能再走回來了，可是活下來的人還是要繼續往前走。我更想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或一個社群怎麼形成連結，怎麼彼此支持，怎麼在壓迫裡仍然保有行動的力量。

郭瀅瀅：您在出獄之後，透過人類學、知識實踐與社會運動，恢復曾被剝奪的公共性，並從自身經歷，在多部著作中提出「知識人權」的問題。請談談您提出的「知識人權」。

丘延亮：我提出「知識人權」，其實就是相對於「知識產權」而言的。把知識只當成一種產權，我覺得是對人性的侮辱。知識首先是我們作為人的一種基本權利，而不只是一種可以占有的產權。

出獄以後，我在復職、復學以及後來回到學術機構的過程中，都因為那頂「紅帽子」受到限制。我想回中研院，也被擋了二十幾年，後來我乾脆打官司，一直爭取，最後才終於讓我回來。回來以後，我在中央研究院待了十年，期間也持續搞動員、搞運動。樂生的事情我也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只要碰到了，還是會去做。

我回台灣以前，有個朋友問過我：「你有沒有鄉愁？」我想了半天，發現「鄉愁」兩個字對我而言很奇怪，因為我好像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可以回去。我出生在重慶，後來又到過昆明、廣州、上海、香港、台灣，之後去了美國，再回香港，最後又回到台灣。你要問哪一個地方才是我的故鄉，其實很難回答。

後來我才明白，我這種人就是一條「社運流浪狗」。我的鄉愁不一定落在一個地理上的故鄉。我的鄉愁是，只要哪裡有抗爭中的人，而我還能做一點事情，能陪伴他們，能對他們有一點用，那個地方就可能成為我的故鄉。

郭瀅瀅：我聽了其實很感動。所以沒有一個特定的地方承載您的鄉愁；反而是哪個地方有需要陪伴的人、有可以投入的改革與行動，那裡就可能承載您的鄉愁？

丘延亮：對。像我在芝加哥念書的時候，正好碰上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當時曼德拉還在獄中，芝加哥也成立了反種族隔離的組織。

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有一整套非常嚴密的政治經濟控制。黑人勞工每天被送進城市工作，工作結束再送回原來的居住地，使他們無法真正成為城市裡具有組織力量的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原來的自然經濟又被破壞，使他們不得不依賴這套制度生存。那是一套非常殘酷，但也非常有效的控制方式。

當時南非背後牽涉軍火、國際資本與各種政治經濟利益，美國又跟它有非常複雜的關係。幾乎沒有人誰相信南非可能改變。

後來我們發現，軍事手段未必有用，反而可能有一個策略比較有效。我們先從校園裡的種族問題開始，推動撤資運動，要求企業和大學基金撤出在南非的投資。我們做的其實都是一些很小、甚至看起來很荒謬的事情。大家想出的一個辦法，是一起搭免費巴士去超級市場。

到了超級市場以後，每個人推兩台購物車，看到東西就往裡面放。等到快打烊的時候，所有人把裝得滿滿的購物車推到結帳區，然後什麼都不買，轉身離開。超級市場只好連夜把所有商品一件一件放回去。我們就是做這種「鳥事」。

做了一陣子以後，超級市場受不了了。後來這種行動也在不同大學之間流傳開來，大家持續用各種方法施加壓力。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聽到消息：「曼德拉出來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可能？」

後來曼德拉到芝加哥，當年參與運動的人站在市政廳前，看著他真的走上台，很多人一下子就哭了。一件曾經被認為絕對不可能的事情，真的發生了。你會突然發現，自己當年做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原來也是這段歷史的一部分。

八九民運對我來說，也是另一個親身走進歷史現場的經驗。那時候我到了北京，整座城市進入一種很特殊的狀態。到了天安門廣場，你會感覺原來的階序突然鬆動了，每個人突然都成了兄弟姊妹，彼此之間非常親近。我當時想到巴赫汀所說的「嘉年華」（carnival），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雖然它是一場隨時可能走向屠殺的嘉年華。大家知道鎮壓隨時可能發生，可是在那個短暫的時間裡，人們確實創造出另一種公共生活。

所以如果你問我，這一生到底有什麼很高的信念，其實沒有。我只是一次又一次碰到一些事情，覺得自己不能假裝沒有看到；碰到一些人，覺得自己還能做一點事情，就留下來做。所以如剛才所說，我的鄉愁不一定是哪一塊土地，而是我曾經在那裡和一些人共同生活、共同努力做過一些事情。

郭瀅瀅：您認為一個思想者在政治與權力面前，應當保有什麼樣的態度？尤其是進一步放到今天中國的政治現實來看。

丘延亮：哈維爾其實已經告訴我們了，就是要「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他講過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一個蔬果商每天都在店裡掛著政治標語。問題是，他真的相信那個標語嗎？未必。他只是知道大家都這樣做，為了讓自己好好過日子，也就跟著掛。可是有一天，他把那個標語拿下來了，因為他再也騙不下去了。

我覺得最基本的是，你不要跟著權力一起欺騙自己。不要明明知道是假的，還幫著權力把它說成真的。到了所謂「後極權」的狀態，有時候連欺騙都變得非常隨便。權力不一定還努力說服你相信什麼，它甚至知道你不相信，可是它後面有暴力，還是要求你服從。

我這一生看過很多原本以為不可能改變的事情。曼德拉最後出來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也結束了。這些經驗讓我知道，歷史並不是永遠按照人當下以為的方式走。所以我還要繼續活下去（笑）。

所以剩下的日子能做什麼？那就繼續反對，繼續看，繼續等。至少在那一天到來以前，不要先讓自己變成謊言的一部分。

平反海嘯下之「過渡時期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
——誤譯／訛譯為「轉型正義」的虛虛實實

文｜丘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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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23的那年，國民黨政權說我「叛亂」，判了我6年徒刑、褫奪公權5年。我先後在大廟（保安處）及景美看守所失去自由逾一千多天。

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我從來沒有否認他們的惡法迫害，也從來都不覺得後悔，或感到冤枉。對這個獨裁專制政權如此不公不允的施為，我當然不會甘心。獄中獄後，從政治迫害到持續不斷的行政迫害，也使我成為了一個「永遠的良心犯」，誓以有生之年持續抗爭犯難，為爭取一個生活在其中有自由與尊嚴的社會而活。如諸君認為如此設定自己的一生及其踐行生涯是屬某種意義的「報復」，我也雅不欲斷然否認。惟祈兄姊悉其義理。畢竟，它絕對不是俗語所言「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一類的冤冤相報。
 
晴天霹靂！在我被抓的36年後，冷不及防，我案竟在2004年12月被當時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的呂秀蓮副總統，被她毫無預警地射到了一支可說是無頭無腦的暗箭：她把陳映真和我包括在她宣告的「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中，成為了陪榜，在她有份的「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第十案的第八案「1968年陳映真和丘延亮案」中作為被點名的人物。頓時竟然身不由己地成為了被她為美麗島（及她自己）報一箭之仇而綁架的「冤案主」之一！
 
在香港教書的我，被在台親友電話告知此事，真是覺得不知所云，在她莫名其妙之下，頓感無比屈辱與盛怒。區區一介凡夫如我案之人者，何德何能，在萬千志士被殺被虐的歷史前，豈敢兀自被人稱名道姓？我出獄後三十多年，念茲在茲，含辛茹苦，勉求為生民發聲之種種努力，雖未至於臥薪嘗膽程度，豈容政客恣意消費收割？呂秀蓮膽大妄為、無理取鬧至此！

火大歸火大，事實還是得仔細交待：

事緣2004年總統選舉，時任總統陳水扁及副總統呂秀蓮險勝連任，連續了民進黨對國民黨2000年的政黨輪替，亟思以「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之事自任，以謀求其政權的認受性。他們在總統府建制中成立了「人權諮詢委員會」，委任呂秀蓮為主任委員，繼承了多年前推行的「回復名譽」措施。及於該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正式啟用的綠島、景美人權園區，進一步推行被批評為藉人權進行政爭之實的「轉型正義」——實為「過渡時期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之誤譯／訛譯——的操作。

此舉被「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成員們認為其「轉型正義」已經成了民進黨政府的政治和選舉工具，認其缺乏誠意，質疑其具太多政治鬥爭的矯情，質疑其是否應續予推動？

為了希望透過民間的力量督促民進黨及以後的執政黨，「促進會」醞釀成立替代性的促進會以執行：一、賠償受害者，二、追尋真相，三、追訴加害者或反省加害體制，四、檢討集體記憶等「主要任務」。

恰此時，2004年12月9日呂秀蓮在總統府公佈了「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說得不好聽，這個拙劣的宣示恰恰對應了促進會的宗旨：

為避免重返威權，我們認為，當今台灣的許多紛爭、對立與衝突，部分原因即由於我們對轉型正義的處理不完備、態度不正確，而政府對轉型正義的欠缺或粗糙處理，常帶來更大的誤解與衝突。

善哉斯言，無乃是為一語中的，箭擊靶心呀！

兜了一圈，回到我這個被拒絕回台任職，被迫在海外授業的教書匠，在千里之外的海外「社運流浪犬」，突然被扁政府層峰連名帶姓地「吃豆腐」，心裡當然甚不好受。所幸，在友人鼓勵下，於12月21下在台灣刊物發表了題為〈平反需要實質的轉型正義〉一文。

文章在2004年12月17日發表於「公共論壇」。編輯在我名字下標註了「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台灣戒嚴時期思想良心犯」的介紹字樣，文章開宗明義：

時值國際人權日，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副總統呂秀蓮公布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被評選」出的冤案代表，而與我同案入獄者，除陳映真外，均已不在人世；我在想，難道白米炸彈客一案當事人也要等到36年後，才被人們發現他們是獄中的良心嗎？

我和那些沒有「入選」的上萬思想良心犯，所說所做都不是為個人利益；所堅持的原則和信念不是一時一地，或針對一個壓迫、一種政權；而是終身志業，只有一生的實踐，才對自己有所交代。對我早歲的入獄，我毫無怨忿和悔意，那是暴政下的不可不為，我只有坦蕩與暢然。

將我點名為十大冤奇案之一，無疑是對其他受害者的貶抑，對他們進行二次傷害。若要平反這些政治受難者，呂副總統除了應訓誡今後當權者勿蹈覆轍，才不忘多少代志士前仆後繼之獻身外；更當有「轉型正義」的實質做法！「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當今國際人權的重要議題，但台灣卻幾無處理，甚至沒此概念⋯⋯

文章結語：

若說我個人被迫害情事有代表性，應非當年涉案龐大或影響深遠，而是思想迫害未因政權更替而消失！我在1983年已獲中研院民族所通過學術聘任審查，卻因政治理由無法受聘，流亡在外；1998年申請回復該院職位，迄今未獲補聘；知識人權繼續受政權的迫害，才是台灣社會未曾消失的觸目驚心之遺禍。中研院暗算是單純的，卻在行政體系中被延宕，不見實質的轉型正義；更遑論那些傷亡、流亡與不知在哪的許多受難者！

出獄至今，在志士們生死與共的激勵下，不管身在何處，只要有不公不義，我從無猶豫堅持抗爭與異議，今後將有機會回台貢獻所長，如再遭思想迫害，當不惜以老身再以入獄明志。前朝歷史後朝清算，歷史證明多所居心，此絕非社會進步之手段；面對當下乖謬，透過社會運動與集體行動匡正之，才是正途。

當年我們因關心社會、閱讀左派書籍入獄，是全球右翼政權瘋狂鎮壓學生運動的在地勢力演出。扁政府或其他政權若高舉人權之名大展拳腳，倘真能記取教訓，應以千萬我輩受迫害之事實，警告當局勿再重蹈覆轍，才是功德一樁。祈當權者明白，剃人頭者恆被人剃之，當權者若多行不義，其頭必有為民眾群起剃之的一天，人民有反抗不公義政權的權利，才是實質民主和「轉型正義」的人權精神吧！

隨後，2007年3月6日發表了〈轉型正義：肯定人民抗爭，平反人格迫害〉長文。具體論述「過渡時期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內涵。

2007年12月10日參與樂生保留運動，在景美人權園區紀念日的示威抗爭，當場宣讀了「當我再到景美軍監抗爭」，在軍警環繞下要求呂秀蓮出來交代未果，樂青成員示威抗爭後竟被丟包外縣近50人。

2009年12月20日接受苦勞網孫窮理專訪，由他撰寫了〈丘延亮：我是政治犯，我應該被關〉，表明我案並非扁政權意義下被標誌的「冤案」，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我從來未有悔意。

在2004年12月9日「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新聞稿」中，當局確認：

丘延亮實為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學生因入獄遭退學，出獄後申請復學不果，一九八三及一九八八年完成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初稿，申請中央研究院遭以政治理由拒絕。至今仍流落海外教學維生。

事實上，我自2000年起即由人權律師邱晃泉義務支援下，與中研院進行了法律攻防，到2005年終於初步勝訴，被民族所以「副研究員」資格聘為人類學研究工作者。儘管如此，在是屬復職或新聘之澄清，及1983-2005這22年期間我失聘之賠償問題上，中研院始終支吾其詞，仍然糾纏不已，繼續行政迫害，甚至聘請著名律師來函恐嚇，不一而足。

是故，2011年2月16日我在「景美看守所與白色恐怖主題展」展冊中發表了〈永遠的良心犯：從個人親歷看行政手段的操弄如何戕害知識人權〉的長篇文章詳細予以交代，但中研院仍然對我的訴求裝聾作啞，置之不理。

綜上所述，可知中研院對我進行「行政迫害」已進入第五十個年頭（1983-2026），而這樁公案仍在中研院裝模作樣下高懸空中，終結無日。而今我也年屆八十，此中風雨早已感如身外之物，惟知問心無愧，已為所謂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之誤譯／訛譯——的導正盡心盡力，可說已仁至義盡。對歷史的交代就留予中研院面對將來有心之人。予以春秋了！

由是以觀，多年的所謂「轉型正義」也好、「平反」也好，其訴之與眾的言說多聚焦於某些物理的或生理的暴行之上，甚至於不吝每每有血腥的描述。它們儘管煽情，卻可說甚為取巧。

其畫錯重點猶在其次，其置人理、意識、歷史與結構之罔顧，頓失對白色恐怖巨構的機制進行有思想深度與人性溫度理解的契機，及至於成為荒疏，乃至膚淺的近乎腹語／卡通式的呈現，其流於唯暴力與權勢是問的、局外人的投射、強銷與動員，其心態與當年之加害者何異！彼輩自泥於戰技的細節，不知其戰術的層面，更遑論戰略的高度，豈有對歷史進行解讀及辨正／拆解之能耐？

其作為之粗鄙無思無文，言說見樹不見林之目光如豆，既把知識人權受害者之作為做小了，也將他們之作為異議者，其行動與思想的主體性變得連影子都看不見了，這個「轉型正義」魔術到底是為誰在「平反」的呢？